方士的历史5方士的贡献
2017-10-24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次戳蓝字“玄机紫微” 方士的生活遭遇 算命术士虽然有“星家十要”的标准约束，但因他们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生活遭遇。有些“隐士”型的方士大师，在他们生活的道路上并不缺乏飞黄腾达的人生际遇，然而他们却对权力和金钱看得很淡，始终过着一种超然物外的逍遥生活。如前面介绍过的元朝方士俞竹心，就是这样一位耿介洒脱的命学先生。他“酒嗜落魄，与人寡合，顺其意者即与推算，醉笔如飞，略不构思，顷刻千余言，道已往之事极验，时皆以为异人”。又据《金华府志》记载，元末明初也有这样一位方士，名叫刘日新，朱元璋未当皇帝时曾经召他来推命，他算出朱元璋的命当“极富极贵”，身边几位将校也是公、侯之命。朱元璋大喜，后来登基当了皇帝，特召刘日新来，问他是否想当官，他说不想，又问他要多少钱财，他也说不要。朱元璋见他富、贵全不要，便问他要什么，刘日新说，我只想得到一个可以遍游天下的信符。朱元璋即以手中的扇子为凭据，题诗一首曰：“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口。赐官官不要，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把扇，横行天下走。”署了名，识上御宝，刘日新持此遍游天下，心满意足了。
有“退隐”的方士，也有“进取”的星家。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北宋时有一位方士叫种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他去见术士大师陈抟时说：“某以道义来，官禄非所问也。”似乎并不在意入仕升官。然而由于他星命之学颇有名气，真宗召见他，他还是去了，而且当上了谏议大夫、工部侍郎等官职。像这种扭扭捏捏的“隐逸”术士，多少还掩盖一下内心深处追求入仕“进取”心理，而那些游说于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食客”、“谋士”类型的命学术士们，则就明显“凡心未净”，意欲巧取了。就好像有些士人嘴里哼着“式微式微，胡不归”的小调，摆出一副弃官归隐，不屑仕途的架势，眼睛却始终盯着乌纱帽，终日盘算着如何走“终南捷径”一样。所不同的是，士人突出在以“文”求进取，方士则以“术”谋发达，可谓目标一致，殊途同归。“文”显了，自然有人赏识提擢，“术”精了，也同样有人抬举推崇。相比之下，方士还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以术士身份周游于权贵之间，显然比其他身份更容易一些，更何况命学之士还可以仰仗主顾的发迹而发迹，即他们一旦瞄准一些有暴发可能的“潜龙卧虎”之人，就可以故弄玄虚地断言他们“贵不可言”，“珍重珍重”，或者约下“他日富贵，切勿相忘”的许诺，以便真的有朝一日去“攀龙附凤”、“沾光沾福”。
翻开史书，通过相命途径走上仕宦道路的委实不可胜数。上面所说的术士韦叟，宋武帝刘裕经他相命后即许下“若中，当为司马”的诺言，刘裕当上皇帝后，韦叟果真找上门来说：“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今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足矣。”所谓“君无戏言”，宋武帝哪里好赖账，只好如约封了他的官。北齐时的魏宁，也是“以善推禄命征为馆客”的。此类例证，不一而足。
“生意”型的方士，跻进仕途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他们一生中却追求着一个“富”字，而且有一部分方士也真的“富比封君”了。例如王安石《汴说》记载：“予尝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民。”又如当时有位术士名叫费孝先，《毗陵集》说他“名闻天下，王公大人不远千里，皆以金钱求其封影，孝先因以致富”。开封府相国寺，起课算命最是集中之处，有位方士公开张榜，“一封万钱”（《耆旧续闻》卷七）。还有一四川方士也在这里课命，“一命必得千，隔夕留金，翼朝议命。”（《贵耳集》卷中）历朝历代，靠起课算命发家，以至巨富的，都不乏其人。
一般的方士在服饰衣着方面也都别具一番讲究，好像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干“术数”这一行的。史称他们大都“皆具衣冠”，服饰素雅，陈设精致，接人待物，文质彬彬，不亢不卑。尤其是小说中往往都有术士形象的描述。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描写术士吴神仙时说：“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屐，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虽然“星家十要”强调“当以视听言动为本，衣服陈设为末”，但是毕竟干一行就得像一行，特别是算命起课，术士的气质、形象可能会对主顾直接产生心理影响，所以一般的星命术士对自己的“行头”也就不得不讲究一番了。
还有一些方士或是因为际遇不佳，或是由于术数不精，终生穷困潦倒，甚至因言语不慎而未得善终。如宋朝有位命士，一次来了两位先生求其推八字，他说一位先生可官到极品，另一位先生命当触刑弃市。后者一听大怒，一刀就把命士给杀了，而他自己确也因此被判死刑，所以人们常说命士精于他人而暗于自己。北宋还有一位最终贫困的命士。据《东斋记事》卷三记载，这位命士在开封府相国寺前设“卜肆”起课，有一天，四位青年举子先后求他算命，他算后惊叫：“一日之内，而有四人宰相！”这四人后来真的都成了宰相，可当时他们却认为这位命士，是阿谀奉承，“相顾大笑而退”，命士遭到奚落，从此“声望日消”，不再有人向他问命。等到四位宰相想起这位命士，甚至想为他立传的时候，为时已晚，命士早已“穷饿以死”。
同是方士，有的富比君王，有的穷困饿死，但是术士自身的命运，亦足以令人叹息了。
方术对中国传统科技的贡献 一天文、历法 方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科技方面有较多的贡献，值得我们总结。
方术蕴含了天文、历法、自然变化的知识，为人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古代以天文历法归于数术。先秦成书的《世本》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大桡造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斯六术而作调历。
从《汉书·艺文志》看，天文学就是占星术，观察日月星气云雨，以推测吉凶。历谱学是在占星术的基础上制定历法。从黄帝、颛顼，到夏、商、周、汉，都各有历法。
《隋书·经籍志》载录了许多重要的天文学著作，如《周髀》、《灵宪》、《浑天图》、《天仪说要》《灵台秘苑》等。《隋·志》的作者评论说：“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变，而参于政者也……小人为之，则指凶为吉，谓恶为善，是以数术错乱而难明。”
方术文献是了解古代天文知识很宝贵的资料。如浑天说和盖天说，《北史·艺术列传》载有信都芳为《四术周髀宗》作的序云：“汉成帝时，学者问盖天，扬雄曰：‘盖哉，未几也。’问浑天，曰：‘落下闳为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息矣。’此言盖差而浑密也。盖器测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几也’。浑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隐见难变，故云‘几乎’。是时，太史令尹咸穷研晷盖，易古周法，雄乃见之，以为难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汉朝，盖器一改焉。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覆仰虽殊，大归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
唐代僧一行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据《旧唐书·方伎传》，一行曾到天台山国清寺访求算法，又研习推步之术，撰有《大衍论》、《摄调伏藏》、《天一太一经》、《太一局遁甲经》特别是他撰写的《开元大衍历经》是研究古代历法学的宝贵资料。
唐人修的《开元占经》极富盛誉，《四库全书提要》评论说：“所言占验之法，大抵术家之异学，本不足存。惟其中卷一百四、一百五全载麟德、九执二历，九执历不载于《唐志》，他书亦不过标撮大旨，此书所载，全法具著，为近世推步家所不及窥。又《玉海》载执历以开元二年二月朔为历首。今考此书，明云今起明庆二年丁巳岁二月一日以为历首，亦足以订《玉海》所传之误。至麟德历虽载《唐志》，而以此书校之，多有异同……是又可订史传之伪，有裨于考证不少矣。”可见，方术文献对于校考古代历法是很有价值的。
占候是根据天象的变化预测吉凶。占候文献与天文文献是有区别的。《四库全书·占候提要》云：“占天本以授时而流为测验灾祥，皆末流迁变，失其本初。故占候之与天文，名一而实则二也。王者无时不敬天，不待示变而致修省。王者修德以迓福，亦不必先期以告符命。后世以占候为天文，盖非圣人之本意。”这就告诉我们，天文文献是用以授时，确定历法；占候文献是用观物，预测吉凶。
先秦时期，梓慎、裨灶都是占候家。《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梓慎望气就知道宋国有乱。汉代时，占候成为一门术数，谢夷吾、杨由、公沙穆、段翳都精通占候。古代专讲占候的书有汉代甘公、古申的《通占大象历星经》，唐代邵谔的《望气经》，清代汪宗沂的《云气占候》。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录台秘苑》和《开元占经》。
《灵台秘苑》是北周庾秀才原撰，宋人重修。此书首列步天歌及图，次释星验、分野土圭、风雷云气，多是占验之辞，不足为信。然而，它保存了古代天文及占候资料，有助于科技史研究。
《开元占经》的作者是唐瞿昙悉达，后人有所增补。自一卷天占至一百十卷星图，专述占天象。自一百十一卷八谷占至一百二十卷龙鱼虫蛇占，专述占特异。此书征引古籍极为浩博，保存的天文历法资料极为丰富，是一部很宝贵的方术文献。
二医学 中国古代巫、医同源。巫术内含有医术，巫术事实上是在探求医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巫是最早的医生。原始社会的巫就是专为病人驱疾镇邪之士。卜辞中有“巫”字，巫的身份就是医生。
黄帝开创了医学时代。他重视发明创造，聚集了许多名医，如僦贷季善方脉，岐伯尝草药治百病，俞拊精通外科，马师皇长于兽医，此外还有雷公、桐君、鬼臾区都懂得医道。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医学理论专著《黄帝内经》就是托名于黄帝，以黄帝与岐伯、雷公讨论的方式撰写。
进入阶级社会后，巫的职守仍然主要从事医术，巫道遍及于民间。《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有个叫桑田的巫预言晋景公很快会病死，医缓前往会诊，也认为景公病入膏肓不可治。桑田与医缓的诊断是一致的。
我国在周代已经开始摆脱巫医时代。医术渐渐从巫术中分离出来。《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把医师列于《天官·冢宰》，这条记载，表明了医、巫分流，医术进入了日益科学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巫、医出现对立。扁鹊提出病有六不治，凡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巫、医分开后，从事医术的称为方士。当然，方士还包括其他职业。史书中多有“方士”一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余赐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史记·秦始皇纪》：“悉召文学方术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大多数方士是精通医道之人。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仍然称著名医家为方士：“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汉兴有仓公。”
方术文献中最多的是医籍，上古的医术是从巫术中分化出来的，从事医术的多是方士，所以，把医术列入方术是不足为怪的。
《黄帝内经》是我国中医的奠基性的专著，至今还是权威性的典籍，《汉书·艺文志》把它载录到《方技略》。
《汉书·艺文志》中的方技类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班固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古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经方有《汤液经法》、《神农黄帝食禁》等，班固说：“经方者，本草古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平平。”
古代的方术家与医家没有绝然分开，扁鹊、华佗、葛宏、孙思邈等人既是著名医家，也是方士。孙思邈撰写了《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和《枕中书》各一卷。
宋代有不少医学书籍是民间方士撰写。《宋史·方技传》记载刘翰诣阙进献《经用方书》三十卷，周世宗任命他为翰林医官。入宋后，又参与修订医籍。宠安时精研《灵枢》、《太素》、《甲己》诸秘书，作《本草补遗》。
方术文献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医籍中的五行原理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宋史·方技传》记载名医钱乙“始以《颅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这种“以土治水”的解释，对于现代人看来是很荒唐的。
直到清代，还有不少医家偏好巫卜。《清史稿·艺术传》记载江苏人王维德著《外科全生集》，又著《永宁通书》、《卜筮正宗》。
方术文献中以医学书籍的实用价值最大。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20多种医书。如元人邹铉的《寿亲养老新书》就是一部有利于民众健康的书籍，它载录了食治之方、医药之法、摄养之道，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年出版了点校注释本。书目有补养药法、种植、保养、服药、贮药、集方、食治方等。书中讲究食疗，介绍了萝卜，百合等物品的药效，简单易行。这些方法，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养生经验的总结，有待于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三健身 气功术是一门古老的人体科学。
气功是养生修炼术，它运用意识、调节内气，使身体处于优化状态，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气功按内容分为静功和动功。
静功包括静坐功、放松功、意守功、内丹功等，方式有入静、坐忘、心斋、定观、存思、内视、守一、守窍、炼神、吐纳、行气、食气、炼气、胎息。这些功法有重复性。
静功俗称内功，要求身心保持宁静，形体位置基本不动，着重于体内的怡养。《古今图书集成》有“静功部”，载录有历代静功流派。
动功包括导引、按摩、太极拳，发声功、硬气功等。
动功与静功不能绝然分开。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先动后静，先静后动。
气功是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的结果。
人们发现，只要在疲倦或烦恼时，安静地闭目养神，放松身体，调整气息，吐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就会感到舒服。这，就是人通过本能而产生的静功。
人们还发现，模仿动物也是一种养生的功法。《庄子·刻意》记载：“吹习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气功是古代哲学观念的发挥和应用。先民认为，上天创造了人，天人一体，天人合一。人应当尊尚天道，效法自然。人只要像天地运行那样进行人体呼吸，就可以与天地同寿。
（一）气功可以强身健体 气功的主要效应是防病治病。先哲已有论述，朱熹在《朱文公文集》卷46《答潘叔昌》一文中谈其练功体会说：“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能有几何？不是记故事时节。熹以目错，不敢著力读书。闲中静从，收敛身心，颇觉得力。”
临床证明，气功对神经衰弱、偏瘫、坐骨神经痛、面部神经痛、支气管炎、肺结核、胃病、腹泻、便秘、直肠脱垂、肝炎、高血压、冠心病，近视眼、咽炎、糖尿病、肥胖症都有一定疗效。
为什么气功有临床疗效呢？初步的研究认为：气功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和神经兴奋，培益真气、疏通经络，调和血气。经络是沟通全身的通道，经络通则血气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灵枢·百病始生篇》云：“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血气畅通，血中的吞噬细胞就可以顺利到达病灶，战胜疾病，提高了免疫能力，生命力旺盛。
气功还在心理上帮助患者，稳定情绪，排除杂念和胡思乱想，减少烦恼。
气功认为天人一理。为庄稼松土，土壤就可以很好吸收空气、水分和阳光。人体放松，就可消除疲劳，充分吸收氧气和营养食物，人就能够体质健康。
（二）气功可以开发智力 身体健康是开发智力的首要前提。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正常发挥智力。气功可以健身，健身可以提高记忆、观察、想象、思考、判断能力，以充沛的精力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人们练功的过程，也就是调神、调形、调气的过程。人与外界环境协调，人体内部各机能协调，协调有利于自控和记忆力，有利于适应外部条件，有利于降低能量消耗和调动脑细胞，有利于充分的发挥潜能，以超人的能力从事脑力劳动。
人们练功之后，烦恼的情绪抛到九霄云外，心胸坦荡，情操高雅，超凡脱俗，境界一新。练功似乎耽误了时间，但是，“磨刀不误砍柴功”，练功者的工作效率一般高于非练功者。
（三）气功可以发挥潜在的才智 人体是生物遗传的精华。在人体细胞中，有先辈（父辈、祖父辈、曾祖父辈乃至血缘的无数辈）才智的积淀。后辈人可以发挥潜在的才智。试想，既然人体的外貌（哪怕一个痣、一块斑、一种肤色）都可以遗传，为什么人体的智力不可以遗传呢？如果某人父辈特别擅长逻辑思维，头脑灵活，那么，某人就可能具有父辈的这种潜在能力。当然，父辈的这些能力必须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存在，才可能遗传下来。孩子只有通过练功，才有可能开发出潜在的能力。
四化学(1) 古代炼丹术对化学和药物学积累了经验。
炼丹的过程就是化学实验的过程，炼丹的文献就是化学的原始资料，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先驱。
欧洲人在13世纪炼出金属砷，14世纪炼出彩金（二硫化锡），比我国迟六百年。如果不是炼丹术，我们的先贤就不会在化学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
以汞为例，现代工业常用铅汞剂给铜镜抛光，用金银汞镀器物。我国在一千多年前就能将汞（水银）从丹砂（硫代汞）中分离出来，又能将汞和硫还原为硫化汞。《抱朴子·金丹》记载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方士们又炼出红升丹（氧化汞）、甘汞（氯化亚汞）、白降丹（氯化高汞）。可是，方士们对“汞”起了许多奇妙的名称：河上姹女、铅精、琉珠、玄珠，如《参同契》：“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不见埃尘。”这说的是汞容易挥发。“河上姹女”代称汞。这样一些奇妙的名称，不利于炼丹术的规范化。
炼丹又称为黄白术。它可以伪造贱金属为贵金属，炼出含锌的貌似黄金的黄铜，以及含镍的类似白银的白铜。方士把铜铁等物熔于一炉，炼成黑色合金，再加上水银，使之变为白色，又加少许黄金作为酵母，使白色合金变成黄金。
这种方法叫作点金术。阿拉伯语AL－KIMIYA意为点石成金的液体，此词源于我国的“金液”一词。阿拉伯语演变为英语AL－CHEMY（炼金术），此词成为“化学”一词的词源。
汉代以前就有了冶炼黄金的书，《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唐颜师古在《汉书·郊祀志》注“黄冶”：“黄者，铸黄金也。道家言冶丹沙令变化，可铸作黄金也。”
《淮南子·万毕术》记“曾青得铁则化铜”这种方法是把曾青（硫化铜）涂铁，使铜离子附着在铁的表面，使铁成伪金。实际上，早在西汉初年就有了伪金，汉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颁布“伪黄金弃市律”。说明存在伪造黄金的现象。
《抱朴子》有《黄白》，专讲炼制黄金，说：“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黄金法”，又说“角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先以矾水石二分，内铁器中，加炭令沸，乃内汞多少自在，搅令相得，六七沸……则成上色紫磨金也。”
《太平广记》卷四引宋戴群孚《广异记》：“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炼丹砂，合成大还丹，化赤铜为黄金。有成弼者给待之，持白刃杀道者，而得其丹。唐太宗召成弼，授以五品官，敕令以铜造金，凡数万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制造伪金。
宋何芜《春渚纪闻·序丹灶》记载丹阳产铜，道士们点银为金，以救饥人。
先贤也认识到金矿产生金。李时珍《本草纲目·金石》引宋寇宗《衍义》：“颗块金，即穴山至百十尺，见伴金石，定见金也。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之状，其金色深赤黄。麸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浅黄。皆是生金，得之皆当铸炼。”金有真假，《铅汞甲庚至宝集成》：“金二十种论：雄黄金、雌黄金、曾青金、硫黄金、汞中金、生铁金、石金、砂子金、土碌砂子金、金母砂子金、白锡金、黑铅金、朱砂金、熟铁金、生铜金、已上二十件。唯只有还丹金、水中金、瓜子金、青麸金、草砂金等五件是真，余外并皆是假。”
火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炼丹师在冶炼时，“有意栽花花不发”，没有炼出仙丹，无意中却发现了火药。托名于三国人郑思远撰的《真元妙道要略》记载：“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超，烧手面及屋宇者。”不同的矿物在一起冶炼，引起了爆炸，竟然烧伤了人，从这些教训中，人们总结经验，归纳出火药的配合比例，发明了可以燃烧爆炸的火药。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火药是唐代孙思邈发明的，依据是《道藏·众术类·诸家神品丹法》记载了“孙（思邈）真人丹经内伏硫黄法”，其文：“硫黄硝石各二两令研。右用销银锅或沙罐子入上件药在内。掘一地坑，放锅子在坑内与地平，四面却以土填实。将皂角子不蛀者三个烧令存性，以钤逐个入之。候出尽焰，即就口上着生熟炭三斤，簇煅之。候炭消三分之一，即去余火有用，冷取之，即伏火矣。”对这段文字，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是唐肃宗时托名于孙思邈。何况“内伏硫黄法”未必就是制造火药的方法。
学术界现在公认最早的火药配方出自《铅汞甲庚至宝集成》，这是唐宪宗元和三年（年）清虚子所撰的炼丹著作，内有“伏火矾法”，其文：“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热炎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以湿纸四五重盖，用方砖两片捺，以土冢之，候冷取出。”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早的火药实验记录。这是写在书本上的“火药”，而炼丹师在实践中发现的火药一定比这个记载要早。
火药在唐末已经用于战争，有火药箭、霹雳炮、蔟藜火球，唐昭宗天佑元年（），郑王番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曾“发机飞火烧龙沙门”。至宋代，火药运用得就更加广泛了，11世纪编的《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三种不同用途的火药配方。火药在13世纪传到阿拉伯，后来传到欧洲。火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感谢古代的炼丹术，没有炼丹术，我国就不可能至迟在唐代就发明了火药。
我国古代的一些炼丹家又是医学家，葛洪、陶弘景、孙思邈就是最突出的人物。葛洪在通过炼丹以求长生的同时，钻研医学，撰写了不少医籍：《玉函煎方》五卷、《神仙服食方》十卷、《序房内秘术》一卷、《太清神仙服食经》一卷、《服食方》4卷、《金匮药方》卷，均佚，现仅存《肘后备急要方》4卷。他撰写的《抱朴子》有《仙药》，介绍了不少药物和药方，外科临床广为采用的红升丹、白降丹，都应归功于炼丹术。
魏晋已有人偏爱丹药，何晏、嵇康都很喜欢服用五石散（寒石散），《世说新语·言语》：“何叔平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药王孙思邈对炼丹术有很深的造诣，他发明的赤雪流珠丹是治疗良药，他记载的硫黄伏发是我国最早的火药配方。
通过炼丹，先哲对许多矿物药有了较全面的认识。《神农本草经·玉石部》介绍丹砂“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
通过炼丹，总结出一批好的药方，如太乙小还丹、混元丹、九龙丹、轻粉在临床上都有一定疗效。道人常用以救人的毒龙丹在急诊临床上也很有效。大多数丹药的效用在于刺激神经、健脑、壮阳、安神。至今，这些丹药还在医学上运用。
炼丹的经验多是口耳相传，以“无字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其中出现许多错误和神秘色彩，并且容易失传。
有文字的炼丹文献被称为丹书墨录，即以墨书写符文于朱漆之简，写作形式是口诀。《搜神记》卷一记“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入之木钻，使穿一盘石……石穿，遂得神仙诀”。《云芨七签》卷六三有《金丹诀》，王维《送张道士归山诗》：“别妇留丹诀，驱鸡白云。”
至迟在汉武帝时就有方术开始撰写炼丹书籍。《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刘安门下有上千人，其中一定有炼丹高手，所述“黄白之术”就是炼丹术。可惜历史上记载得最早的这部炼丹文献已佚。
三国术士左慈从隐者得到《太清丹经》三卷、《九鼎丹经》一卷、《金液经》一卷。左慈传给葛玄，葛玄传给郑隐，郑隐传给葛洪。
南朝名医陶弘景隐居茅山，从梁天监四年（年）至普通六年（年）炼丹达20年，撰有《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集金丹黄白方》一卷、《太清诸丹集要》四卷、《炼化杂术》一卷，均佚。只有《本草集注》中的炼外丹资料保存于宋代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中。
唐代名医孙思邈撰有《太清真人炼云母诀》、《烧炼秘诀》、《龙虎通玄诀》、《龙虎乱日篇》，均佚。现存他的《太清丹经要诀》和《千金方》、《千金翼方》有一些炼丹记载。
唐代陈少微撰有《修伏灵砂妙诀》、《九还金丹妙诀》。张果撰《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丹砂诀》。现存的炼丹书大多保存于明正统年间编修的《道藏》。这些书的内容都很空泛，尤其是很少讲操作方法。以字数而论，《庚道集》有六万多字（“庚”通“金”），《九转灵砂大丹》仅一千五百字，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一篇文章。
《中国丛书综录·道教类·方法》收录不少炼丹文献，有些是内丹书，有些是外丹书，有些直接以“金丹”二字命名。如宋代周无所《金丹直指》、张伯端《金丹四百字》；元代萧廷芝《金丹大成集》、陈致虚《金丹大要》；明代伍守阳《金丹要诀》《金丹就正》。
众多的炼丹书中，以《周易参同契》在《抱朴子·内篇》最重要，研习丹道者，不可不读。
五环境学 传统风水术中的阳宅术是有关人与环境的方术，它致力于协调天、地、人的关系，目的是使人的身心健康，使社会可持续性发展。
（一）傍山 山体是支撑城镇村落房屋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先民的村庄总是傍山而建，东晋文学家陶渊明有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唐代诗人李白有诗云：“山从人而起，云傍马头生。”
村落与山林的关系，最好是“土包屋”，即三面群山环绕，奥中有旷，南面敞开，房屋在万树丛中的幽深之处，藏风得水，清新雅静。敞开的场地是明堂，便于活动和进出。
其次是“屋包山”，即房屋沿山坡覆盖，背枕高峰，拾级而上。
值得提出的是，住宅不要选择在山脊或山谷的出入口，以避山洪冲泻或峡口大风，也不要选择在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山坡。有些陡斜地带容易产生滑坡，严重者可以导致村毁人亡。年3月甘肃东乡洒勒力滑坡，致使人死亡。年6月湖北秭归西陵峡滑坡，吞没了户人家的新滩古镇。
（二）近水 水是万物生机勃勃之源。没有水，人就不能生存，近水而居，这是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种民俗。
唐宋诗人写过不少赞誉近水之宅的佳句。孟浩然有诗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晏殊有诗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生活在水边的人，便于饮用、浇灌、捕捞。水中的负离子对人们的身体极有好处。
相地术把阳宅周围的水分为六种，一是朝水，二是环水，三是横水，四是斜流水，五是反飞水，六是直去水。前三种最好。水呈九曲腰带形，便于取用。
（三）傍山依水 山以水为脉，水以山为面。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傍山依水，最适宜人类居住。大到城镇，小到民宅，都应尽量傍山依水而建，《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唐代诗人杜甫赞美湖北襄樊形胜说：“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马鞍山突兀拔地而起，耸入长空；汉水萦绕迂曲，奔流到遥远的天边。唐代李白赞美安徽宣城形胜说：“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这是描述城镇山水。
还有描写村落住宅山水的诗。杜甫有诗云：“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王安石有诗云：“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老百姓乐山乐水，自得其乐。
考古工作者发现，早在原始社会的村落就采用了傍山依水的原则。如河北武安县的磁山遗址就是位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的南沼河河旁阶地上；河南新郑县的裴李岗遗址位于双洎河河湾的稍远的山岗上。可见，上古的先民已经考虑到住宅与环境的关系。
（四）坐北向南 由于我国位于北半球，每年的日照以南向居多，故朝南的房屋最宜休养生息。俗语云：“向阳门第好风光”，不无道理。
民间建房多取子午向。子午向就是正南向。还有丑未向和亥巳向，分别为南偏西、南偏东的西南向和东南向。同住一栋房屋，朝南的房子和朝北的房子温差几度，住北房的人比住南房的人更容易感冒。北向房寒气重，南向房有生机，阳光照进南房，不仅温暖，还可杀菌。我们建议建筑设计师在设计房屋时，一定要多考虑朝向。这不是风水迷信，而是生活经验的总结。
（五）讲究美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居住在优美的环境中，心情会更舒畅，身体会更舒适。
相地术认为地形有四美。一美罗城周密。所谓罗城，就是宅的四周山水，山水拥簇为佳。二美山水内朝。三美明堂宽敞。四美一团旺气。旺气就是生机，有生机之地必然林林茂盛，五谷丰盈。
民俗讲究曲线美。清代袁枚在《与韩绍真书》云：“贵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无文直星。木之直者无文，木之拳曲盘纡者有文；水之静者无文、水之被风挠激者有文。”选择地形，应当取出抱水绕之地，以“曲径通幽处”。路要曲，桥要曲，廊要曲。曲意味着平缓、含蓄、有情。
民众以土地肥沃为美。《管子·地》云：“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国，就是都城。都城必须选择在相对平坦的地面，四周土地宜于耕种，才能使城市发展起来。
以上原则可以一言蔽之：居住地点最好选择在优美的、向阳的、傍山依水的地带，这样的地带最宜居住和发展。
未完待续小别姑苏
健康热线：